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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和中国保险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 ▐ 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璐巍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如史诗般波澜壮阔,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激烈变革,时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迁。4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推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二次大战后,世界满目疮痍,在战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美国主导重建全球治理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奠定了战后几十年全球格局和发展路径,开启了继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2.0“英国世纪”之后的全球化3.0,即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



现在预测中国能否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全面领导全球化4.0时代还为时过早,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国际体系存在正当诉求,会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发展设计新路径,谋求新布局,争取更广阔的腾挪空间。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与本土优秀企业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建立国际竞争能力,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过程形影相随。然而这个过程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必定充满风险和挑战。这样一个大背景为我们梳理“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风险和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猛

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脉络和发展现状。中国对外投资有着清晰的政策脉络,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1998年的十五届二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地组织企业到非洲、中东欧、南美等地投资,2000年“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了国家意志的全球推动,党的十九大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体现中国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长期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投资经济体之一。2016年世界经济持续动荡,全球海外直接投资依然疲软,然而中国企业逆势上扬,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蝉联全球第二位,占比首次超过一成,达到13.5%,连续两年实现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2016年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13573.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2016年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最活跃的一年,数量金额创历史之最。全年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765起,实际交易金额1353.3亿美元。并购领域广泛,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18个行业大类。


中国海外投资已有巨大存量,但未来成长空间仍然巨大。 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跃居全球第六位,虽体量巨大,但仅占中国GDP总量10%,远低于英、法、德、美和日、韩等国水平,未来成长空间巨大。北京大学刘俏教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17年年会上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GDP将达到200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占GDP比例一般在20%至30%之间,按此比例推算,到2035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将达到40万亿到60万亿元人民币。


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对外投资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倡议可能是近50年来由单一国家提出的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跨国家、跨地区建设项目,它将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60个,接近100个城市,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人口的60%以上;经济总量约达2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30%。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谋求发展的强烈动机,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投资需求强劲;多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体之间比较优势明显,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具有良好的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会为沿线各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经历了从制定实施框架到计划落地的过程,近两年推进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17年11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近60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3.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1.5%。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一大亮点,中国企业在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201份,新签合同额1135.2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1%,同比增长13.1%。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超过半数的新签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已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面临严峻风险形势

在宏观层面,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错综复杂,是多个大国长期博弈的核心区域。长期以来,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在内的大国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影响范围,如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政策,伊朗的“铁路丝绸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 — 哈萨克斯坦主要运输走廊”计划、印度的“季节计划”,都旨在进一步强化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在可预计的将来,“一带一路”建设将不得不面对大国和地区战略博弈的干扰和影响,面临相当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生态。另外,沿线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互信程度偏低,对共建“一带一路”存有疑虑和抵触心理。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是曾抱有大国梦想的区域性强国,同时由于历史、文化、宗教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他们对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心存疑虑;部分过去或现阶段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更是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隐含军事和领土主张,他们担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建亚洲朝贡体系,开展新殖民主义和资源攫取,是输出过剩产能,是隐含领土扩张目的的“特洛伊木马”。这些疑虑显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目标相去甚远,但这使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特别是从事涉及所在国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大型基础设施连通项目的建设时,不得不应对充满不确定性、异常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披露,在2005年至2014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所致,有8%的投资事件在审批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而失败,还有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损失。


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独特风险,风险领域几乎涵盖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方方面面。与境内建设相比,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环境是前所未有的,对比欧美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路径,他们大多以发达经济体为主,虽也介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更多的还是面向那些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投资收益较为丰厚的国家。而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法律法规不健全,政治局势不稳,社会持续动荡,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和宗教问题导致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肆虐,这些都会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严重威胁。


在财物安全方面,中国企业不得不应对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这类风险包括驻在国的政局变化、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或绑架、社会动乱、民族宗教冲突、治安犯罪等。中国企业在管理大型重点项目的过程中,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蒙内铁路建成运营,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阿联酋哈利法港开工建设以及汉班托塔港运营等都要对政治风险严加管控,防止类似“利比亚事件”重演,再次给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经济风险是中国企业要认真考量的另一类风险,稍有不慎沿线国家的经济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变动等都可能给投资企业造成巨大损失。所在国的政策风险也会带来巨大变数,这类风险涉及驻在国政府的财政、货币、外汇、税收、环保、劳工、资源政策的调整和国有化征收等。自然风险也是中国企业要严加管控的风险因素,现阶段中国企业投资多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和大型电站、水坝等建设为主,本身就有投资金额巨大、投资期限长、回报率较低、盈利水平不确定的特点,同时施工地点多涉山涉水,自然环境恶劣,施工条件复杂,地震、海啸、火山、飓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会给项目造成巨大损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20年中,亚洲地区因地震、海啸、台风、洪水等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350亿美元;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统计,2014年全球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为1099亿美元,其中亚洲占比接近50%。显然,对于此类风险如管控不力,会对企业“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回报造成巨大压力。


建设“一带一路”,涉及人员频繁、大规模的跨境流动,保障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个人财产安全等权益免受损害应是重中之重。中国公民在海外主要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财产安全和资本安全等经济权利、平等地位和集体自尊的权利、形象声誉和免除文化歧视的权利1。2015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人数达到1.28亿人次,外派劳务人员近百万,其中大约有45万人地处非洲地区。根据外交部官方披露,在2015年,外交部领保中心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共涉及中国公民95860人,对中国公民构成威胁的主要风险包括治安不良引起的犯罪案件、政局混乱和地区冲突引发的安全事件、恐怖组织的威胁、意外伤害事件、劳务纠纷以及种族歧视等。各类事件造成中国公民死亡人数高达1928人。另据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统计,2015年在海外被绑架的中国公民人数已经排在全球第二位,中国公民在海外面临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三、中国保险企业的机遇和挑战:
建立海外服务和提高竞争能力

中国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乃至全球保险业带来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从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需求方存在巨大的风险保障需求。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预测,到2030年,“一带一路”建设可产生340亿美元的保费规模。另如前文所述,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一直在高位运行, 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961.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2016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13573.9亿美元, 到2035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有可能达到40万亿到6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中国稳定的流量和巨大的投资存量都会创造持续的、巨大的业务需求,但中国境内保险企业能否有所作为、如何作为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另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对于这样一个重大机遇,中国保险业的认识是清醒的。2017年4月,保险监管部门就对此提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要求。在对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保监会明确表示,保险业“更要着眼长远,以全面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服务能力为目标,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为国际和地区合作提供保险服务”。研究成功跨国保险机构的成长路径,在初始阶段,它们几乎无一例外是以本国企业的全球扩张为“抓手”,跟随本国企业向境外拓展、服务本国企业的海外发展,首先解决了“走出去,活下来”的问题,然后再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成为高度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今天,中国的保险业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机遇,一个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


在全球范围为中国企业、所在国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服务,要求中国保险公司具有相匹配的能力。这些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网络。对于任何一家有全球视野的保险企业,这是能力建设的“基础设施”部分,不可或缺。如在“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只允许当地企业向有本国运营资质的、本地注册的保险企业购买保险服务。二是在全球范围进行风险查勘、处理各类赔案的能力。理赔是保险保障价值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现阶段建立海外理赔能力应是重中之重。三是对海外风险承保、定价的能力。这是解决“以我为主”还是“受限于人”的重点环节。四是在全球调动资本的能力。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对一家全球性的保险机构,在海外任何一个存在业务的国家,及时支付保费、及时支付赔款是基本要求。五是在集团和总公司层面,对现有管理体系进行国际化提升和改造。六是拥有一支遍布全球主要市场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国际化技术团队。这将是决定中国保险业能否把握历史机遇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


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现实的,这主要体现在风险保障的供给侧仍存在严重不足,现阶段在华经营的欧美跨国保险公司虽在国际网络、全球风险承保、理赔、全球资金安排、国际性团队等诸多领域存在优势,但因存在战略重心模糊、经营模式和文化沟通等诸多障碍,无法充分满足中国客户需求。而处于“战略无人区”的中资保险公司受制于有限的国际网络、应对新型风险需求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人才队伍等因素,无法全面、深入地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海外保险服务。中国保险业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但还没有一家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保险机构,整个保险行业缺乏海外市场经验,缺乏对全球竞争对手的研究和了解,缺乏一支拥有全球视野的本土管理团队。中国保险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当前一些保险公司的国际化努力多属于局部性的、战术层面的探索和尝试,而鲜见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布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中国保险企业尚不具备提供全球性风险解决方案的能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和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保险业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国保险业任重而道远。




注:
1.于军、程春华:《中国的海外利益》,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